法治日报记者 韩丹东
北京市丰台区的陈女士曾在服装厂做流水线车工，每天不仅工作辛苦，还有严格的上下班考勤，后来工厂搬迁到外地，她不愿背井离乡，便在家附近的小区一楼租了一间空房，于去年三月开了一家依靠老顾客介绍的手工改衣店。开店后，社区法律服务志愿者为她定制相关服务协议，写明项目、工期、价格、返修责任，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纠纷。在社区做了登记备案后，居民更信任，改衣店的客源也比之前多了一倍。
陈女士的经历，是我国加强广大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保障的生动体现。
据测算，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。作为我国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灵活就业以其门槛低、形式活、适配性强的特点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活力，既拓宽了劳动者的就业渠道，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灵活高效的用工支撑。
接受《法治日报》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，灵活就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，通过依法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、实施精准监管，能够解决部分灵活就业人员“有人用没人管”“干得多保障少”的困境，推动灵活就业实现从过去“粗放发展”到现在“规范有序”的深刻转型。
搭建法治框架
记者梳理发现，近年来，我国立足灵活就业发展实际，构建起全方位、多层次的法治保障体系，为灵活就业划定清晰的发展边界。
2021年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《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》，从国家层面将平台用工划分为符合确立劳动关系、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、民事关系三种情形，为自主经营的灵活从业者保留充分的就业自主性，也为规范平台用工提供了政策指引。
2025年，《国务院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》提出，我国将抓紧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，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。
今年1月27日，人社部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宣布我国将制定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》，进一步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和企业劳动保护责任。
《法治日报》律师专家库成员、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政律师认为，分层分类规制彻底结束了灵活就业领域“无规可依”的状态，相关指导意见明确了不同用工关系的界定标准，禁止平台通过承包经营、引导注册个体工商户等方式规避用工责任，配合相关社保补贴规则，让平台、合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清晰明确，为灵活就业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。
社保覆盖的优化和纠纷化解机制的完善，是发展框架的重要支撑。2025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》提出，强化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体作用，健全灵活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，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。目前已有部分城市设置平稳过渡期，推行弹性缴费规则，让“保障跟着人走”成为现实。此外，据统计，截至2025年三季度，全国已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3000余家，累计调解纠纷3万余件。
《法治日报》律师专家库成员、北京市两高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徐吉平说：“从社保参保的便利化到维权渠道的畅通化，从算法规则的民主化到职业伤害的保障化，一线实践充分证明，法治不仅是规范灵活就业发展的‘硬约束’，更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‘软支撑’。灵活就业不再是‘无依无靠’的就业方式，而是充满温度、拥有坚实保障的职业选择。”
筑牢保障根基
两年前，湖北的李师傅曾在推拿店打工，不仅要被门店抽走不少提成，还要遵守严苛的上下班时间，遇到难缠的顾客往往只能忍气吞声。后来他考取了正规推拿师证书，开始从事上门推拿服务，只服务熟客和由熟客转介绍的客户。
李师傅说，自从去年开始选择灵活就业后，收入全部归自己，比在店里打工翻了一倍；可以自主选择客户，拒绝不合理要求，工作更有尊严；时间高度自由，兼顾家庭与健康，真正实现了“工作为生活服务”。
“灵活就业也可以参保，快速理赔，遭遇职业伤害也有了保障。”李师傅说。
灵活就业要想规范发展，需要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释放就业活力。
2024年1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指导性案例，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认定标准，对于存在用工事实，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，依法认定劳动关系，保障劳动者依法享受劳动权益。
2025年4月，人社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》，决定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。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，“新职伤”由平台企业直接缴费，采取按单计费、按月订单量申报缴费方式，既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，也不以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。上述通知明确用三年时间，从扩容省份、新增企业、拓宽行业三个维度分步骤、渐进式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工作，进一步兜住、兜准、兜牢职业伤害保障底线。
人社部于2025年7月发布的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明确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范围及保障水平。当前，已有一些地方出台规范解决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。比如，江苏省明确用人单位须为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；浙江省宁波市探索“超龄人员职业伤害保障”商业保险补充机制。
郭政表示，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的推行，填补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空白，是法治以刚性制度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重要体现，而相关规定的制定有助于为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、职业伤害保障等权益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。
保持优势发展
采访中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建峰说：“近年来，我国在灵活就业领域的制度建设，形成了稳定的灵活就业用工规则，有效减少了劳动争议，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。从非全日制用工、劳务派遣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，我国逐步实现了灵活就业领域特定群体保障制度的全覆盖，即将制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，更是让数字时代的灵活就业有了专门的规则指引，法治的基石作用愈发凸显。”
针对灵活就业领域依然存在的社保覆盖不足、纠纷化解难等问题，徐吉平建议，首先要继续推动职业伤害保障全覆盖，加大试点推广力度，逐步实现全国、全行业、全企业覆盖，让所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都能享受职业伤害保障；其次要进一步修订社保缴纳政策，除取消户籍限制外，还可设置预缴费制度、实行“按单按比例缴费”，并通过政府补贴、平台承担部分费用等方式，减轻灵活就业者的社保缴费压力；最后，要持续畅通维权渠道，开设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专项通道，加急处理相关案件，鼓励专业律师开展法律援助，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时间与经济成本。
“在长效监管方面，要落实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，完善平台用工情况报告制度，实现全流程动态监管，同时细化‘不完全劳动关系’的权责边界，依托《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等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，结合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，在保持灵活就业优势的同时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。”郭政补充道。
记者手记
重庆市个体摊贩刘大姐，在街道便民服务点完成摊位登记、备案、规范经营告知后，拥有了固定的标准化摊位，经营秩序愈发稳定，心里也多了份踏实，再也不用上演“猫鼠游戏”般的占道经营博弈；河北省搬运工老赵，通过村里的“零工超市”对接活计，薪酬结算、工作要求都有明确约定，工作人员全程协助对接，有效避免了务工纠纷……
我在采访中了解到的这些发生在灵活就业者日常工作中的细微变化，正是我国灵活就业领域从粗放发展走向规范有序的生动缩影，更是法治为灵活就业保驾护航的真实写照。
从曾经的“有人用没人管”，到如今权益有保障、维权有渠道，我国灵活就业领域正以法治为帆，实现从“粗放发展”到“规范有序”的转型，并成为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分层分类规制，是法治规范灵活就业的关键。我国明确平台用工三类情形，划定劳动关系认定标准，既为受平台管理的劳动者撑起劳动法“保护伞”，也为自主经营从业者保留灵活空间。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试点扩围，填补了非劳动关系从业者的社保空白，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也有了法律依据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法治规范并不意味着要牺牲灵活就业的“灵活性”，而是在保障与活力间找到平衡点。弹性社保缴费规则适配灵活就业者收入特点，穿透式监管紧盯用工事实防止平台“去劳动关系化”，头部平台“守门人”制度从根源上压实权益保障责任。
可以说，我国灵活就业领域的法治建设越来越完善。法治不仅为灵活就业划定了发展的“红线”与“底线”，更为其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。在法治的护航下，灵活就业将不再是“临时的选择”，而是更加稳定、更有保障、更具活力的就业形态，既为广大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，也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，让每一位灵活就业者都能实现从“就业”到“乐业”的美好愿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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